“2024返乡故事”主题实践活动

二等奖作品

作者：孟兰

2023年结束那天我读完了该年度豆瓣图书排行榜第一名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书的腰封上有这样一句话：“工作是谋生的手段，不是人生的意义。”作者胡安焉朴实的文字和他对自己人生真诚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我。于是某一天乘公交路过北京的高楼大厦、霓虹闪烁时，我突发奇想要在这个城市找一个谋生的手段，它不必让我明白人生的价值，只要有一点通过劳动带来的经济价值就可以了。秉持着这样的心态，2024年开年我成功成为了一名优衣库的卖场实习生，并且在此刻也像胡安焉那样决定将我的劳动观察和感受写下。

辛者库

我选择优衣库的原因是因为它给的多。在北京的兼职行业里，时薪30元/小时是作为在校大学生的我能够到的天花板。与高时薪相配的一定是高强度劳动，曾经有网友吐槽优衣库的工作强度还上过微博热搜，大家都戏称它为“辛者库”。日企对人的“压榨”确实可以在我的工作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入职的那天起每天站八九个小时高强度工作一直都是家常便饭，每逢节假日顾客涌入，手指便要一直在衣服丛中上下翻飞，不得停下。嘴也不能闲着，需要在卖场一分钟之内念四遍：“欢迎光临优衣库，XX商品限时特优，请随意挑选随意试穿…”（除非是饶舌歌手否则不可能做到）每次下班回到学校宿舍我躺下便能睡着。我想《我在北京送快递》的爆火是因为其纪实题材的新颖，因为很少有快递员有精力能将自己的工作内容记录下来并发表，同样也很少有优衣库的服务员能像我一样有闲情逸致写下这些，实在是太累了，下班的那点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有时间打字宁愿多睡一会儿。

我工作的优衣库在五环边上的上地华联。这个购物中心在北京并不算大，但是我工作的店却时常能在销量上排到北京前三名。店长说这是因为我们的辛苦付出。其实我知道这主要还是因为店铺位置优越，清华北大还有北体离我们都不远，中关村也只是在几站公交之外。大学生和上班族一直都是优衣库最忠实的消费群体，特别是一直以实用性穿搭为主导的海淀区，优家的衣服设计简单，性价比高，质量也不错，即使因为核污水排放造成了一些日企抵制，但是短期之内在人们心中也没有第二个可替代的品牌出现。客观上的支持加上主观上的鼓励，平均每天都有两百多位顾客买单，单日成交额最高可以达到17—18万。

这样的成交额背后有一群熬红了眼的服务员在默默揉着酸胀的小腿。我印象最深的是有那段时间北京流感病毒肆掠，许多人都中招了。店里有一个个子小小的姐姐病得最重，我们平时都叫她霞姐，那天霞姐的脸真的烧像晚霞一样红，已经病到开口说话的费劲的程度。我劝霞姐不要干了，请假回去休息吧。她说：“你知道我请假这一天要损失多少全勤工资吗？”霞姐那样的级别全勤工资大概有一千多块，请假一天就会全部归零。她戴着蓝色的口罩，露出疲惫的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突然就失语了，她坚持的意义是钱的话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们都明白这钱有多么得难挣，以至于可以让人暂时可以忽略身体上的痛苦。这和劳动模范的劳动信仰不同，信仰是抽象的，但是工资卡上的一千块钱是那样的具象，如果它消失了，也许会带来比流感还钻心的酸痛。

跨文化兼职

优衣库兼职除了疲惫给我带来的另一个冲击在于日企文化，我称其为“跨文化兼职”。大三上学期我们学了一门选修课叫《跨文化传播》，老师希望我们能找到不同文化之间沟通交流的共性。但是其实一直生活在中国的我很少感受到直观的文化冲击，直到我成为一个日本品牌的服务员。

在入职的第一天需要学习员工手册。手册里要求员工见面一定要互相打招呼或者微笑，每次打开员工休息室的门之前要敲门，开门之后一定要说：“不好意思打扰了。”每天上班之前要写note 本（主要记载今天的销售目标以及工作安排，之后还要让领导为你今天的工作写下评语）下班之前要写感谢卡，感谢今天在工作中帮助了你的同事。

对顾客服务的要求就更甚。每一个服务环节都有相应的话术规范需要掌握。我最无法理解的是要求在顾客试衣时服务员需要在门外等候询问顾客意见，每次背到这里我都感觉这样的状态对于一个快消品牌有点过于苛刻。于是在我兼职的时间里，我从未如此做过。我对我反叛行为的理解认为这是一种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过程，是这本员工手册落地中国必然要经历的。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能适应，有一点我格外地喜欢：优衣库将工作和工作之外分的很清晰。只要员工一打完下班卡就可以立马与一切工作内容无关，即便此刻你的工作还尚未完成你也不能再继续了。科技的发展让劳动潜伏在生活的一切场域，更多的时候想大声告诉对方：“我已经下班了，请不要联系我。”优衣库能做到这一点，虽然不确定这是否算是日企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知道在中国的大多数私企里这都不可能实践。

商场的背面

你是否见过商场的“背面”？不单单作为一个消费者而是一个工作人员。我在北京逛过许许多多的商场，它们大多富丽堂皇，香氛味弥漫在空气中，地板擦得锃亮，服务人员笑脸相迎…上地华联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我成为一个服务员之后一切大不同。

首先我最讨厌的就是小偷。此前我几乎不相信有人会偷衣服，在老员工和我说要提防小偷的时候我还不屑一顾，我想这里可是首都，社会真善美在此的践行，应该没有人会做出这种无耻行为。我刚上班没几天试衣间就被偷走了一件价值149元的保暖衣，只留下了一个吊牌，我刚好站试衣间门口却放走了小偷。记得那天试衣间里站满了顾客，我被领导指着鼻子地责骂，自从成年以后我就没有被骂得那么惨过。领导大声质问我：“孟兰！你为什么看不住一件衣服？”我一边落泪一边在心里骂了小偷全家。

但是偷衣服行为在优衣库其实司空见惯，是一种店铺必需要承担的损失。员工的提防其实也只能将损失尽可能减少，不能完全避免。在元旦的第二天，卖场里就被偷走了四件外套，作案金额高达几千块。从监控录像可以看见小偷趁大家不注意偷偷将衣服装进手提包，然后悠闲走出。最过分的是四件衣服分两次作案，来了两次大家都没有发现。后来店长跟我们说这个小偷被拍到了脸，警察很容易就把他抓到了的时候我直呼大快人心。

其次就是就餐。作为消费者在商场就餐的人和在商场工作的人有很大的差别。上地华联的食堂是一个隐秘的角落，在重重的帘子后面，是一个暖气都供应不到的地方，但是胜在收费便宜。就餐时间那里坐满了外卖小哥、商场服务员、清洁工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大家都不交谈，嘴巴咀嚼着食物，眼睛睁分夺秒地看着手机，刷短视频或者打游戏。或者像我一样，昏昏欲睡，希望自己能够在吃饭的时候睡着，能够更高效利用休息的时间。食堂在商场的底层，与商场相比，里面灯光昏暗，桌椅油腻，空气污浊，毫不夸张地说一坐在那里我就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处在城市的底层，有一种整个人生都完蛋了的感觉。这种时候我也会假装思考一些高深的社会问题：例如一些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工会职工服务、户外劳动者的权益如果得到保障…其实我自己也特别清楚，我只是想安慰自己，我起码还有另一个身份，还有选择。

作为工具的存在

在北京做一个服务员与做一个高校学生最不同的是：人彻底被异化成了一个工具，作为人的那部分被抹杀了。作为劳动关系学院的学生，我很早就学过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但是教育完成闭环是在我真正成为一个劳动者之后。很难用文字描述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这好像是我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之后内心观念的改变。

我在学校的时候很爱美，很在乎自己身上的味道，如果有异味我一天可以换三件衣服。但是成为一个服务员之后，我不再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我上班的工装可以一穿就穿好几天，有一天我朋友说感觉我的身上有一股油味，我的第一反应是：“管这干啥，我一个天天埋头叠衣服的，活着就行了。”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我很震惊，好像连我自己也不太在乎我自己的需求了。

除了我自己还表现在一些顾客身上。很多顾客也并不在乎服务员的感受，我曾经跪着帮一个男顾客量需要裁剪的裤装尺寸，调试了很久，当我询问他；“先生您觉得裁到这里合适吗？”他很高傲地看着跪在地上的我说：“你为什么要问我呢？我的西装裁缝从来不问我。”我并不是他的西装裁缝，所以也并不知道怎么帮他裁剪，于是我们彼此尴尬地沉默着，我也一直跪着,他开始责怪于我不懂他的逻辑，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有什么逻辑，想起来只觉得膝盖痛。这样的刁难几乎每一天都有，有些顾客甚至会嫌弃我们的手脏或者桌面脏不让我们去触碰他的衣服。每当这种时候甚至会苛责自己，我是什么特别坏的人吗？没有答案。

当然也有一些温情时刻唤醒了我作为工具内心柔软的部分。有一天有一个奶奶来买衣服，她拜托我帮她搭配。我帮她搭配了两件之后她特别开心的全都买下了，付款的时候一直说：“很感谢你啊，我要穿着这身衣服去参加婚礼。”后来她又来了几次我才知道她以前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现在退休了。善良的顾客也有许多，会夸我口红色号或者问我头发在哪里烫的，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种对服务员的打扰，其实作为服务员的我会暗自庆幸，幸好我作为人的那部分被你看到了，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叠衣服的工具。

前几天十分不舍地辞去了我服务员的工作。这一段经历是我完成对社会认知的一块重要的拼图。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说过，新闻写作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底层能被看见。但是很多关于底层的书写总站在一个傲慢且居高临下的角度，我现在可以很主观的说做一个服装店服务员在北京就是一个底层的工作，它不够体面也十分辛苦，如果我从未体验过那我也没有表达的话语权，但是此刻作为一个底层劳动者，作为新闻专业的大学生，我真挚地希望一切劳动都有价值，都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