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新闻】乔健：劳动关系面临新的转型：放松管制和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在我国“新常态”下，经济下行趋势明显，2015年GDP增长6.9%，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进出口同比下降，工业生产趋缓。总体上，经济陷入到一种过度负债、产能过剩及缺乏新的增长来源的增速放缓之中。劳动关系向何处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三五”规划建议。其中，第七部分以“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为题，重点阐述了十三五时期的劳工政策要点。
其一，在指导思想上，与“十二五”规划建议“重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立意”不同，“十三五”规划建议民生建设立足新常态，特别是经济增速下滑的大背景，着重底线思维和保障“基本民生”，强调效率原则，要求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突出重点，注重机会公平。
其二，在就业与劳动关系协调方面，与“十二五”规划建议“重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求加强劳动执法，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劳动者权益，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不同，“十三五”规划建议更强调促进就业创业，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提高劳动力素质、劳动参与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体现了鲜明的放松管制意图。在劳动关系协调部分，仅强调“维护职工和企业合法权益”。
其三，在收入分配方面，与“十二五”规划建议“要求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同，“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十三五”规划建议更强调缩小收入差距，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过，在工资决定机制部分，它主张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十三五”时期劳工政策改弦更张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持续下行，是推进放松管制和劳动力市场规制灵活化的主要因素。
第二，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指导思想已转向效率优先，要求人人参与、人人尽力；强调提高劳动力素质、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而“十二五”时期更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推崇公平正义和借鉴国际劳工组织的“体面劳动”理念。
第三，当下有关再度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喧嚣，是以新自由主义理念校正政府劳动力市场监管方式的重要标志，其主要目标是扩大雇佣和增进灵活性，祛除建立稳定劳动关系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僵化”，这首先是将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调控权还给企业，其次是完善外部劳动力市场，再次是推进劳动力市场化管理。
第四，是人口和劳动力红利的消失。这包括劳动力老化、新增劳动力面临少子化冲击、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及中高龄劳动者早退与青年职工入职年龄推迟现象并存等表现。
笔者认为，要密切关注“十三五”时期劳动法律规制的走向。在研究方法上，可建立一套广普的从一个极端的严格进行劳工权益保障到另一个极端的自由和灵活化的劳动力市场监管的测量系统，将“十三五”时期颁行的劳动法规政策分别纳入下列五个组别进行分析：
第一，去管制：其性质是取消或缩减现有劳工权益保护措施或制度的规定。例如，2016年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行完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的政府文件，将最低工资与社平工资挂钩修改为与最低收入职工及家庭成员基本生活水平挂钩。再如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费率，李克强总理记者会后，已有7省市下调了养老、医疗等社保企业费率。
第二，无管制：拒绝在面对特定的压力下采取劳工权益保护措施。例如对集体劳动争议，尽管社会各界立法规范呼声很高，但仍未有立法规制时间表。
第三，最低管制：意味着最低标准的劳工权益保护措施和企业遵守的义务。例如广东冻结了未来两年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
第四，个体化和自由化的管制或轻微管制：意味着实施个体化和自由化的劳动关系规制。例如目前对劳动合同法的修法讨论所透露的倾向。
第五，重新管制：即重新回到一个较高水平的劳工权益保护。例如，劳务派遣暂行条例规定给予企业两年的过渡准备期，而今实施期限已到，但它已不符合新的政策思路，因而处于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国办在今年发布的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意见也属此类性质文件，但它仅涉及工人基本权利的保护，也属最低管制。
概言之，十三五时期我国劳动关系面临新的转型：即放松管制和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其主要涵义是在经济下行期扩大就业及使企业能快速适应经济结构变化的调整需求，提升技术和竞争能力，促进经济复苏。
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内容和方式将发生重大改变。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先目标，坚持分类施策，提高劳动参与率，稳定并扩大城镇就业规模。同时，加大对煤钢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所导致的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支持力度。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其监管方式也将从劳动法转向雇佣法。
在集体劳动关系领域，推进工会改革和打击劳工NGO并重，加强对这一领域的控制。但在政府放松管制之后，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角色将更为吃重。政策倡导在企业层级开展集体协商，并推进三方机制在协调重大劳动关系事件中的作用。
然而，推进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和放松管制的政策改革意图能否达成，还要取决于追求公平正义的声音和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回应，由于劳动力市场总体求过于供的趋势，劳动者的维权行动将会持续。
（来源：劳动新闻）